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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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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日本近代大陆政策评析  

2014-06-25 09:09:37|  分类: 中国史论-涉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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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白皋,原题为:《日本近代大陆政策评析——兼驳日本右翼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歪曲》

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对早有定论的一些历史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进行了很多歪曲,教科书中说:“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了强烈的威胁,由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并非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

历史事实果真是这样吗?甲午战争是因为中国威胁了日本并与之为敌引起的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非蓄意侵略而是出于自卫吗?好在历史并不遥远,好在中日近代史的资料丰富而翔实,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脚步,还历史本来面目吧。

一、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中日甲午战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有其深刻社会历史根源,是日本近代奉行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很快发展,在各种原因的交织下,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大陆政策是其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

大陆政策也称为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不甘处岛国之境”,而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的大陆政策开端于“明治维新”初期,经过20年的准备与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其发端、成熟、实施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是日本近代长期奉行的最高国策。

大陆政策的思想奠基人首推日本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他早在1855年就曾指出,日本暂时不能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抗衡,而应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7页)吉田松阴的这一主张,对他主持下的松下学派的弟子们,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甲午战争前为内阁总理),山县有朋(甲午战争前为枢密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步成为日本政府的主体国家战略。

明治政府一成立,天皇在诏书中就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内阁总理大久保利通在给天皇的奏折中鼓吹“扬皇威于海外而抗衡于万国。”    (《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第12页)一个名叫江藤新平的政治狂人(官居日本司法卿),在其著作《支那南北两分论》中主张日本“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部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十年为期,在支那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577页)

如果说这些早期的议论还带有构想的性质,到了19世纪80年代就具体化并准备实施了。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与清国斗争方案》,其要点是海陆军袭取大连,然后一举攻下北京,与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参谋本部把关于中国的兵力、素质、装备、士气的调查汇编成册,名为《邻邦兵备略》,时任内阁总理的山县有朋特向天皇进呈此书,力主以中国为目标迅速加强军备。

1887年,在山县有朋的主持下,参谋本部制订了《清国征讨方略》,指出:“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该文件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

《与清国斗争方案》、《清国征讨方略》都是日本最高层次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和观点具有权威性和纲领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在这些文件,尤其是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大陆政策有血有肉、神形兼备,已经完全成熟了。

在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沿着军事化的方向迅速发展,把扩充军备作为当务之急和头等大事。1886年,明治天皇颁布敕谕:“立国之务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缓。”(《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9页)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年间连续8次修订和实施《扩充军备案》,平均每年军费开支高达财政总支出的30%。为了补充军费的不足,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利用天皇赐款的机会,多方鼓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海防捐款的热潮,一年之间民间捐款多达200多万元。1892年,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大声疾呼:“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第111页)再次决定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补充海军军费,并同时决定从各级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国库,用于制造军舰。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军费,也表达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决心和气度,对全国的民心士气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日本一面扩军,一边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和河流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甲午战争是以朝鲜为起点的。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焦点。把“征韩”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就发表《朝鲜论稿》写道:“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进取万国之本。”(《东行三录》第61页)1876年,日本政府就在陆军本部设立了“征韩事务局”此后一直在对朝鲜进行渗透和控制,并寻找军事占领的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就在中国对是否派兵援朝犹豫不决时,日本耍了个花招,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鼓动清政府派兵,但中国军队刚刚入朝,日本军队也突然大举入朝。实际上,这件事总是要发生的,日本已经准备了20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天,至于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并不重要。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蹇蹇录》第22页)1894年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蹇蹇录》第26页)6月22日,日本天皇举行御前会议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并于6月24日正式下达战争命令。

和日本的处心积虑、周密策划相反,清政府对将要出现的危险局面缺乏清醒的认识,拿不出正确的应对,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节)清政府和李鸿章还在幻想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在与日本的斡旋失败后,转而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干涉。李鸿章坚信“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节)但日本对英俄德法等国的调停根本不予理会,反而加快了军事行动的步伐。

上述史实证明,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根本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战前,进行了长期的充分准备,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临战,不顾一切挑起战端,先发制人;战中,疯狂进攻,直至击溃和消灭清军陆海军主力;战后,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索取巨额赔款、割占台湾、吞并朝鲜。这一切,都是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二、不甘处岛国是大陆政策的社会根源

事物都有内在规律,日本奉行大陆政策有其内在原因。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是:日本近代为什么要奉行大陆政策?日本奉行大陆政策有何必然性?其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对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就会有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

在甲午战争前的二三十年里,日本政治家就大陆政策发表过很多论述,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其中的奥秘。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写道:“皇国乃沧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东行三录》第61页)曾任外务卿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说得更为直白:“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保卫“利益线”的主张,为大陆政策强化理论根据,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保卫主权线,第二为维护利益线。主权线是谓国家之疆域,利益线乃指与其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今处列国之间,能维持国家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决不可谓完备。必须保护利益线。”(《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97页)山县有朋不愧是大陆政策的集大成者,按他的理论,日本认为哪里与其利益有关就可以出兵到哪里进行保卫。

柳原前光、副岛种臣、山县有朋都是日本近代的重要政治家,他们的理论很有典型性,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政治意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日本对位居岛国的严重不安;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高度重视;对伸张国势的强烈愿望,对比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因循苟且、萎靡不振的状况,显得非常可贵。但是,日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他们认为,富国强兵和位居岛国有着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必须通过开疆拓土来解决,这就是大陆政策的真正出发点。而且,在日本政治家看来,富国强兵和位居岛国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国家安全上,同样表现在经济发展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狭小的国内市场和贫乏的资源既不能容纳急剧增加的产品,也不能保证足够的原料供应,中国大陆在开辟市场和取得资源方面的作用日益被日本所重视。但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在正常贸易中无法与西方帝国主义竞争,很显然,在中国,如果不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排他性的经济掠夺,就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商品输出和原料供给的市场。《东京日日新闻》的社论一语道破天机:“要知道我国人口多于土地,已经进入社会生存竞争的最困难地步,所以一定要寻求海外富源。”1892年,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发表《殖民论》,声称:“日本的人口不久即将过剩,方今之计不仅增加殖民是当务之急,日本为了和世界富强各国进行竞争,还必须取得海权与商权,为此也大有殖民的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走上了与正常发展、和平崛起相反的道路———侵略和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大陆政策的应运而生,就是十分必然的了,这就是大陆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三、“中国威胁论”是大陆政策的虚伪外衣

日本奉行大陆政策,毕竟有悖于正常的国际关系准则,理不直、气不壮,需要披上一件虚伪的外衣以掩人耳目,渲染“中国威胁论”是其主要手段。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认识大陆政策的本质。

1882年山县有朋提出,目前日本不存在欧州国家入侵的可能性,而中国是主要威胁,是日本的“外患”,说“中国行将乘我之弊,从目前形势看,清帝国的威胁成为具体的了,坐待此种危局之到来,则我帝国将无人可以恃之以维持独立,无人可以与语富强。”(《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6页)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奏折《进邻邦兵备表》中,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加强军备的努力,编造出中国将在数年后“称霸于世界”的神话。(《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3页)1885年,日本陆军中将黑田青隆也抛出相同论调:“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宜在此一二年中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则我地可辟,我国自强。”(《中日战争》第七册第7页)在《清国征讨方略》中,也宣扬中国“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若其实力稍有完备,实堪忧虑。”(《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

一时间,“中国好战说”、“中日势不两立说”、“中日必有一战说”等论调在日本甚嚣尘上,以中国为假想敌,“一定要打败中国”,似乎找到了理由和根据,成为日本朝野的主流舆论。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仅是一种说词和口实,是一种有意识的渲染,是为了对内动员民众,对外欺骗舆论而玩弄的手腕。日本的多数政要心知肚明,并不相信所谓“中国威胁”的神话。日本的大陆政策并不是建立在中国的强大之上,而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中国的虚弱之上。1885年,伊藤博文针对黑田清隆等人的“急征论”观点说:“至云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我宜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外务卿井上馨也就此发表意见:“中国之不足惧。人人皆知,无须多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第2208页)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日本驻朝使馆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也说:“清国虽然土地广阔,但近年来,从其海陆军备来看,表面上还可以,实际极不完备,不足为惧。”(《中日战争》续编第九册第292页)副岛种臣说得更为透彻,可谓鞭辟入里:“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东海之志哉?”(《郑观应集》上册第761页)何等的狂妄,何等的不可一世,但又确实被他言中。昏庸、儒弱的清朝政府连自身的主权和安全都不能维护,哪里还会去威胁别国?对日本,中国不但谈不上威胁,甚至连起码的防备之心都没有。在中国政治家中,只有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少数有识之士看出“倭人不可轻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统治集团的大部分人都“不以倭人为意”,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缺乏认识和警惕,甚至还把日本当作友好邻邦。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财政本来就极为紧张,又把大笔资金挪用到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的工程上,所以只好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起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清政府自毁长城,对外执行一条“羁糜为上,力保和局”(《李鸿章全集》奏议卷五)的投降主义路线,对西方列强如此,对日本的侵略也是如此。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一味妥协、退让,根本没有进行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李鸿章早就认为北洋海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全集》奏议卷五)不敢与敌人决战于海上,在“保船匆失”、“只宜静守”的消极避战思想指导下,北洋海军最终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全军覆灭。甲午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印证了副岛种臣的准确预见,也说明“中国威胁”的子虚乌有。其实,就连热衷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山县有朋,心里也很明白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力主对华作战,就是确信有必胜的把握,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只不过是找点借口,给大陆政策加一块遮羞布罢了。

至此,整个问题完全清楚了,什么“强烈地感到中国的威胁”、什么“中国将日本作为敌人”,什么日本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什么“并非早就准备采取攻势”,都是彻头彻尾的慌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才是甲午战争的真正根源,侵略和扩张才是甲午战争的真正性质。那么,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闭着眼睛不承认基本的事实,而要蓄意进行歪曲呢?这正是值得人们深思的。谁说日本右翼势力不懂历史?他们很清楚大陆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从大陆政策到“大亚细亚主义”,再到“大东亚共荣论”,都是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直到现在还阴魂不散,对此,他们讳莫如深是必然的。但是,善良的、正义的人们却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忘记。无论如何,不能让110年前的那一幕重演;无论如何,不能丧失应有的警惕,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回顾甲午战争历史,搞清楚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现实意义所在吧。(原载8月9日《人民日报》,作者系宁夏日报社社长)日本近代大陆政策评析 - 章启晔 - 章启晔的博客

http://news.ifeng.com/a/20140624/4087514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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