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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晔的博客

non omnis moriar

 
 
 

日志

 
 

转载:回忆恩师吴玉如、容庚、陈寅恪、龙榆生先生  

2015-09-20 16:21:28|  分类: 国史补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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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8-28 07:56:34 作者:林缦华 口述

 

1951年初,林缦华于岭南大学。

 

 

李炎全《康乐园》

 

 

陈寅恪就林缦华论文事,至龙榆生信。据了解,执笔者可能为陈的夫人,因当时,陈的视力不好,已经失明。(信件照片由龙榆生之子龙英才提供)

 

 

1951年,林缦华奔赴位于兰州的西北军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龙榆生赠林缦华《忍寒词》

 

 

经由龙榆生批改的林缦华论文稿首页

 

林缦华 口述

 

回忆六十多年前众多师长授业的情况和他们传授给我的知识,大多已记忆不清甚至遗忘,唯有对几件事仍是难以忘却,其中有的是鲜为人知的事情。虽然是零星点滴的事情,却可以从中窥见这些大师们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授业诲人的精神。

 

我于1929年出生在香港。我的祖籍是广州。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我的生活和求学辗转于香港、广州、澳门、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高中阶段的学习时断时续,以致辍学。大学还差一学期毕业,没有完成学业就去参军,加入抗美援朝。所以当我今天看到儿童和青少年能够在日益昌盛的祖国的和平环境里按步骤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我羡慕这种我没有过的幸福。不过,我还是很幸运的。在我大学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幸受业于史学大师陈寅恪,语言学大师王力,文字学大师容庚,书法大师吴玉如,词学大师龙榆生等先生的门下,甚至于国画大师黎雄才也教过我国画。但是我当时并不懂得珍惜这一切。参军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自觉地不认同所谓的反动封建文化、反动学术权威,不再去回忆当年的师长所传授的学业,甚至于噤若寒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较久之后,当社会能够比较理性地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致力于承传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们的时候,清朝顾贞观词《金缕曲》“深恩负尽,死生师友”的那句话常常萦回于我心中,引起很深的共鸣而不能自已。尤其是对当年陈寅恪先生和龙榆生先生正在悉心指导我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竟然不辞而别的这种行为,总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而不能释怀。我年老记忆力严重衰退,回忆六十多年前众多师长授业的情况和他们传授给我的知识,大多已记忆不清甚至遗忘,唯有对几件事仍是难以忘却,其中有的是鲜为人知的事情。虽然是零星点滴的事情,却可以从中窥见这些大师们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授业诲人的精神。

 

在天津师从吴玉如先生

 

1947年,我很幸运地能以同等学力考入天津工商学院中文系(学校后来改名为津沽大学),系主任是吴玉如先生,他是很著名的书法大师,在辞藻和小学方面造诣也很高。他教我们文选课,以《昭明文选》为课本。我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为了了解学生的文学基础,念了一段很短的古文让大家听写。然后他在黑板上写出这段短文,让每个学生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举手自报错误五个,十个,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以上。我是广东人,以前很少听到有人用国语(就是现在所指的普通话)来读古文,所以错了二十多个字,是全班错误最多的一个。吴先生走到我书桌旁边,我低声向先生解释。吴先生用一种引人深思的口吻说,“一个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听不懂国语,你是中国人吗?”面对先生这句话,我一下子目瞪口呆。这个下马威激发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学系学生的意识。不久,吴先生看大家的学习劲头不是很大,就在课堂上用沉重的语调说:“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过想学中国文化而不被允许的日子。”我相信这指的是他在东北的那些日子,因为他曾经住在东北,“九一八”事件后才进关。

 

吴先生很重视书法,他认为就读中文系的学生就应该写好中国字,而且不能随意胡写草书字体。由于中国古书的文章没有标点,他认为中文系的学生应该学会断句。有鉴于此,他在讲授每一篇文章之初,就把文章的一部分抄在黑板上,写满整块黑板,让我们自己先去加标点断句。吴先生的这一教学方法使我们在书法和断句方面很快得到提高。当我们受到激励,努力刻苦学习,产生了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时,吴先生就及时地为我们写了他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在黑板上。我记得头四句是这样的:

 

学岂能开顷刻花,

 

惠风酥雨怒春芽。

 

生无一曝十寒理,

 

悟有峰回路转涯。

 

他用这首诗来告诫我们,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长久地持之以恒下苦功。在期末考试快要来临时,吴先生教了我们最后一篇文章。课堂上他简单地从字面意思上做了讲解之后,告诉我们,学习古人的文章有时需要查阅有关的书籍,才能更好地了解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和文章的含义。他让我们去查《后汉书》里面的相关文章作为课外功课。那时临近期末考试,大家都忙于各门功课的复习,谁也没有重视吴先生布置的这个功课,没料到《文选》的几道考试题目里,就有一道题是要求写出这篇文章的含义。由于没有准备,有的同学就按自己的理解回答,有的同学干脆放弃不答。吴先生毫不留情地在这道题上给了全班每个同学零分。同学们在沮丧于学科成绩不如意的同时,懂得了应该如何去学习。

 

1948年的暑假到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节节败退,眼看战火就要燃烧到京津。在香港的父母来信,让我赶紧离开天津转学到上海。那时我的弟弟正在上海读大学。当我看了父母的来信,决定离开天津时心里很难过,我舍不得离开就读的学校和先生。我把要离开的打算告诉了吴先生。在我向先生辞行的那一天,先生送给了我一幅他写的字,并和师母一起把我送到家门口。打开那幅字一看,里面写的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论语》里孔子勉励学生学习的一段话。我把这幅字带回到香港。在我参军之后,父母搬了几次家,不知何时这幅字遗失了。

 

离开天津后,我就到了上海,转读上海女子震旦大学。9月开学,而11月中下旬淮海战役眼看危及南京和上海,父亲又来信让我和弟弟迅速离开上海回香港。

 

我到了上海之后曾先后两次给吴先生写过信,吴先生均一一作复以作嘉勉。可能有过高中阶段的时辍时续的经历,加之有良师的教诲,在天津工商学院期间,我非常珍惜学校的学习,如饥似渴地一心专注勤奋学习,可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业进步颇大,也得到老师的嘉许。天津私立工商学院的办学渊源我不清楚,我看到的管理人员多为牧师和修女,学校管理严格,校风朴实,学生衣着也很朴素。转学上海还来不及适应,又匆匆南返香港。

 

一段后话。我的哥哥知道我曾师从吴玉如先生,惋惜我丢失了吴先生送给我的条幅。1990年代,他在一家拍卖行买到一件吴先生书写的条幅并送给我。这是用行草字体写下的两句诗。

 

诗句有情真放胆,

 

人生何事不开颜。

 

己未夏写旧句 迂叟

 

印文之一:吴家琭印

 

印文之二:迂叟八十后所书己未是公元1979年,吴先生去世前三年。我很珍惜这幅字,把它挂在客厅里,每天能看到。

 

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容庚先生

 

我乍到香港,和当地的社会风俗颇有格格不入之感。父母亲让我烫了头发,换了新装,告诉我需要注重举止仪态。我和弟弟决定都考广州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实行学分制,我缺少一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不影响转学。我以英文成绩差、但中文成绩优秀而被录取为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有着美国基督教背景的被视为贵族学校的岭南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校风反差很大。入学半年后广州解放了。解放后的岭南校园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个人也在变化着。

 

岭南大学在华南享有盛誉,它的前身是1888年由两位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格致书院,以后改为由美国一些企业家和教育家等组成的董事会又称岭南大学基金会来管理。由于1925年“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影响,反帝热潮席卷全国,民众提出要收回外国人办学的教育权。岭南大学于1925年首先实行按照当时政府颁布的条例,由主要为中国人组成的岭南大学校董会管理学校,校董会决定由钟荣光为校长,李应林为副校长,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钟荣光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中兴会和同盟会,以后投身教育。由中国人接办后的岭南大学,办学经费是靠学费收入、当地殷商捐献、政府补贴和华侨捐款。美国的岭南大学基金会变为辅助性的机构,其职责仅为无偿地负责为岭南筹款捐赠图书仪器,以及聘请外籍教师。钟荣光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奔走国内外,在粤港地区向企业家筹募基金,又到世界各地向华侨宣传岭南大学,欢迎华侨子弟来岭南就读,取得了海外华侨捐赠。办学不但可以为继,而且扩大了校园,增加了教学设施。钟荣光为了不使与创办学校的美国教会失掉关系、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提出来大学仍然继承基督教义,把卓育英才服务社会作为办学思想。

 

1937年钟荣光告老辞职,由李应林接任校长。李校长于1948年提出辞呈,校董会决定聘请陈序经担任校长。陈序经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教务长,是校长张伯苓的得力助手。陈序经慨然应允,张伯苓却几经协商才答应借用两年。当时政局急剧变化,人们惶惶不安地注意着时局,陈序经毅然接任校长。他顺时而动,计划趁大批学者和教授欲离开北京南下然后到其他地方避战祸之机,决心把岭南大学办成像清华、北大那样的一流学校。他的理念是,要办好一所大学,不仅仅在于有良好的设施和设备,重要的是具有在各门学科上的顶尖教授。因此,他在1948年8月到校履任之前,先后去了北平和香港。在北平他了解到学人和教授的动向,登门拜访了十几位学者和名教授,诚恳地向他们表达假如有意离开北平,希望能应聘岭南大学。他又与一些已经南下的学者和教授取得联系。之后他去香港募捐办学经费,筹得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捐款,能够为应聘来校的教授们提供优厚的薪酬和较好的生活待遇。一时间只有一千一二百左右学生的岭南校园云集了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著名教授,教学质量大大提高,学生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岭南大学因为有优美的校园,优良的学习和生活设施,重视教学质量,长期以来被视为贵族学校。粤省和香港的富家子弟多就读于此。我的父亲及几个姑姑和我的姐姐当年都就读此校。海外华侨子弟来校就读的也不少。这个时期又增加了这样两方面的生源,一是慕名师而来的。有种说法是,1956年全国大学初步评出一级教授五十六人,原岭南大学占十二位(岭南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取消,并入中山大学)。全国一级医学教授中,原岭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有七人。当时在医学院就读的不少学生本已打算出国就读,仰慕岭南医学院名师之多,便打消出国之意,投考岭南医学院。另一方面,不少上海等地的大资本家因为政局原因,避居香港,校园内一时来了许多这些富豪的子弟。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后南迁广州、台湾,一些没有随往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子弟来就读者也为数不少,一时校园内洋气和富豪之气甚盛。我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中文系是个小系,每个学期的学生只有十人以下,可此时担任授课的有被视为国宝级史学大师的陈寅恪,他兼任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有语言学大师王力,他是文学院院长;有文字学大师容庚,他是中文系主任。我先后选修了陈先生的“白居易诗”和“元稹诗”,王先生的“音韵学”,容先生的“文字学”和“钟鼎文”等课程。考试成绩很好,其实却没学懂,但是我对中国文学大大开阔了眼界。但此时我对学业的专注已逐渐地不如以前了。在这所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贵族学校里,我自觉不自觉地逐渐适应。我学会并且喜欢上打桥牌,觉得它既能娱乐,又能训练头脑;我不喜欢但也学会了跳交际舞。用于玩所消耗的时光,我用夜读来补偿,但学玩兼顾,我已不是一心专注,而是一心二用了。

 

相继又发生了一系列我不能回避的事情。1949年秋天开学后,前任的中文学会会长李炎全因忙于论文等事提出辞职,我因功课好被推选继任,其后又被推选为学生总自治会的文化委员。担任这些职务并非我所愿,父亲早就屡屡告诫,不要沾政治,不要搞学生运动,但又却之不恭,只好不得已而为之。广州解放后,政府陆续颁发新政,学校在贯彻执行时,有不少事情需要依靠学生组织出面发起。广州解放前物价飞涨,货币不断贬值,商家和消费者都不愿存持国民党的货币。市面流行的多为港币,校内各项收费几乎都以港币为单位。解放后政府明令禁止使用外币。1949年12月,学校为了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和支持,让学生总会草拟禁用方案,交学生代表会讨论,任务交给了我。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禁用,因为我从家里带的是港币,对政府的货币尚缺乏信心,不愿一下都拿到银行兑换,但职责所在,只好照办。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推着往前走。我两耳要听窗外事,怎么能置身其事之外?

 

1950年元旦过完不久,2月间新的任务又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和使全国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发行公债。学校内定的购买公债的任务分配给各个系的学生会,由各系学生会组织购债事宜。当时广州解放才四个月,人们对政府多存观望,信任度还没建立起来,校园里学生们反应极为冷淡,都不愿意掏腰包买公债。国事当前,不容懈怠,我们立刻组织中文系全体学生会,并邀请系主任容庚参加共同商议。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学都没有购买公债的意愿,容庚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有同学建议在校内开一个小型展览会,展出容先生的收藏,收取门票以购债。容先生立即慨允,他考虑到学生对参观古文物的兴趣不会大,门票收入有限,决定由他出面邀请岭南著名国画家黎雄才、关山月,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书法家商承祚,和本校擅长西洋画的司徒卫先生届时到校,即席挥毫义卖购债。展览会在周日上午举行,展出前一天容先生亲自指挥,布置展室,设计好每件展品的摆放位置和每张国画悬挂的地方。容先生的住宅和展室颇有一段距离,展出当天清晨,容先生将要展出的文物包裹捆扎好,用自行车多次往返送到展室。当他逐渐摆放停当,便匆忙赶往校园码头,迎接应邀义卖的几位书画大师。

 

最先前来参观的是以王力院长为首的中文系老师。他们颇具欣赏的眼光,常在展品前驻足。正如容先生所料,校内学生前来参观者并不踊跃,对即席挥毫书法也不大感兴趣,向黎雄才、关山月两位大师求画者也不多。唯独校内的司徒卫先生懂得岭南男生的喜好,别出心裁地带来了一条净色的领带,用不脱色彩色在领带上作画,不多时领带上就出现了美丽的图案,很受欢迎,不少男生赶返宿舍取出领带请司徒先生作画。展览于中午结束,容先生宴请几位热心义卖的来宾,中文系几位老师作陪,我以中文学会会长身份也陪坐。宴罢容先生又陪同几位书画大师到码头送行,然后匆匆赶回展览大厅,收拾展品,把展品一件一件包裹捆扎,用自行车一次一次运回家。容先生视他收藏的文物为珍宝,不愿别人插手、帮助搬运。

 

中文系此次展览义卖所收入款项共购得公债148份,超额完成任务。全校其余各系都没有完成任务。于是学校仿效中文系义卖的办法在周末举行一次全校性的大义卖,由各系学生捐出物品拍卖。容先生在此次购买公债中所表现的行为得到众口称赞,容先生却淡然表示新政府需要大家支持,国家的事需要大家尽力去办,区区之举何足挂齿。

 

在这次请几位大师来校义卖捐款购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我受宠若惊的事情。黎雄才画家提出要教我国画,让我跟他学画。我对画画素无兴趣,这个学期修读的学分很多,加上又有中文学会、学生总自治会的事情,也没精力再去学画。可是大师的厚意却之不恭,不敢直言婉谢,以致黎先生两个周的周六周日来校教我作画,并嘱咐我以后到他家学画,我因为上述原因没有去。校内的司徒卫先生也提出要教我西洋画,送给了我一幅他的画作和一盒颜色,让我到他家学画。我去了两次,以后司徒先生因公出差一个月后才能回来,我便再也没有去学。我曾不止一次反问自己:两位画家为什么主动地不辞劳苦地教我画画?我的答案是:文化艺术延续和承传需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去长期传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自己作品的同时,也必然很清楚知道自己肩负着传播艺术的责任。他们可能觉得我是学文学的,具有画画的素质,我为使他们失望而内疚。

 

周末容先生的家,常有中文系的先生做座上客。我有时也去凑热闹,常于席间谈话中受益匪浅。有一次谈起容先生的文物收藏,容先生说他二十多年来用有限的薪水收入节衣缩食,确实收藏了一大批文物。起初是收藏青铜器,以后又收藏书画。那天展出的青铜器并不都是珍品,而是根据学生欣赏的水平展出各种不同的器物和不同画家的画,让学生增加知识。他细说所收藏的至为珍贵的文物,我都听不懂。他说当时收藏固然是出于喜爱,更主要的是供学术研究和不使国家这些文物散失和外流。他说不会就此将这批收藏文物据为己有,这是国家的文物,他将来一定要归还国家,供世人共赏。不久前我从易新农与夏和顺所著的《容庚传》中得知,容先生果如当时所诺,生前已先后将他一生用心血所购藏的书画、碑帖、青铜器等物1000多件分别赠送给广州市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广州市美术学院及广州师范学院,并将大量图书资料赠给广州中山大学。我不禁又为之动容。

 

论文导师陈寅恪先生和龙榆生先生

 

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先后指导过两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一个是比我高一年级的李炎全。他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李义山无题诗试释》,并获陈先生赐予评语。另一个是我,由陈先生指导我写有关清代词人朱彊村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个人的缘故中途而辍。

 

李炎全祖籍广东,是美国华侨,高中毕业后他在美国一家中文报馆工作了两三年之后,于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两年。他是美国的退伍军人。按照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岭南大学作为录收美国退伍军人为学生的外国学校之一,退伍军人在校所有学杂费和生活补贴都由美国政府支付。李父希望儿子回中国读书,于是李炎全遵照其父之意愿,考入岭南大学中文系一年级。他中英文俱佳。由于他比一般学生具有较多的人生阅历,因此在思考和处理问题上显得成熟。他决定将李义山诗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之后,通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程曦先生,请求陈寅恪作为他毕业论文的导师。陈先生答应了,但提出要求首先必须找到张尔田所著《玉谿生年谱会笺》,如果找不到这本书就不要写。张尔田是著名的文史专家,他这本著作在研究李义山诗方面有新的见解。程曦助教帮助找到了这本书,其后,李炎全又得到在文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陈寂先生的帮助,赠给他一套其珍藏的刊印于同治年间的朱鹤龄笺注的《李义山诗集》,其中还附录了几家对李义山诗的评语,是一套研究李义山诗珍贵难得的古籍。在李炎全已经收集研究了许多有关李义山诗的注释之后,陈寅恪先生得知他因私事要去香港一段时间,立即让助教告知他要在香港的图书馆收集有关李义山诗的书籍。仅此一事足见陈先生指导学生治学应持的严谨的精神,不但要求学生尽最大努力收集到有关书籍和资料,还要求在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李炎全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其毕业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并获陈先生赐予一段很有价值的评语。

 

李炎全在完成学业后匆忙返回美国,我对他写毕业论文的情况当时并不清楚。2004年他从美国给我寄来他的一本非正式出版的名为《康乐园》的书著。康乐园即岭南大学康乐村校园,他以传记文学体裁回忆记述了当年在岭南大学求学的经历,其中书及陈先生指导他完成毕业论文的情况。书中在这部分内容的最后,他有这样一段话,我将原文抄录于下:

 

毕业论文《李义山无题诗试释》得陈寅恪导师核可,并赐评语。谨录于下,以资将来陈寅恪全集之采纳。“李商隐无题诗自来号称难解。冯浩张尔田二氏用力至勤。其所诠释仍不免有谬误或附会之处。近有某氏专以恋爱诗释之尤为武断。此论文区分义山无题诗为三类。就其可解者解之为第一第二类,不易解者则姑存疑列于第三类,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其合治学谨慎之旨,其根据史实驳正某氏之妄说,诚为定论。又于冯张二氏之说亦有所匡补,盖近年李赞皇家诸墓石出土,冯张二氏大中二年义山巴蜀游踪之假设不能成立,万里风波一诗始有确诂。此关于材料方面今人胜于前人者也。唐代党争昔人皆无满意之解释。今日治史者以社会阶级背景为说,颇具新意。而义山出入李刘卒遭困阨之故亦得通解,此关于史学方面今人又较胜于古人者也。作者倘据此二点立论,更加推证,其成绩当益进于此。又第二类仍有未能确定者,此则为材料所限制,无可如何,惟有俟诸他日之发见耳。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陈寅恪。”

 

陈先生这段评语绝非仅就李炎全一个人的论文而言,他对治学尤其是治史,提出了具有普遍性指导性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文字。

 

1950年秋季开学,按照岭南大学的学分制我已是四年级了,容先生重视努力写好论文的教诲时常记于心中,当时考虑到所担任的学生总治会文化委员的任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可能身不由己,需要及早安排毕业论文。我在暑期曾下过一点极其粗浅的功夫研究朱彊村词,我对这位被誉为集千年词学之大师的朱彊村词学,仍然有着想继续做深一步学习研究的愿望,于是决定毕业论文仍以此为题目。我素仰陈寅恪先生之学,并知道概述朱彊村先生生平及业绩的朱彊村先生的墓志铭乃出自陈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先生之手,便想请陈先生做毕业论文导师。我请陈先生的助手程曦助教代为转告陈先生,获允之后我将毕业论文大纲呈交陈先生。数日后,程曦助教告诉我,陈先生说他不大懂词,不过陈朱两家世交,对朱先生的生平事略可能比较清楚,要介绍我和龙榆生先生通信,让我以后写论文有不懂和疑难的问题可直接去信龙先生请教。我听了以后既感激又兴奋。陈先生不仅俯允亲自为我指导论文,还以他的名义请龙榆生先生指导我,何其幸也!龙先生不仅是与夏承焘、唐圭璋三人齐名,同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更是朱氏词学的嫡派传人。朱彊村临终前将其平生所用校词之双砚及词著(包括所校词及本人词作)尽授与龙先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先生当时在上海,我不知道陈先生介绍我给龙先生的情况。

 

两年多前,家人看到有学者将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书信公诸于世,其中就有陈先生当年为我毕业论文之事致龙先生的信。原信如下:

 

榆生先生左右:屡从冼玉清教授处得承近状,慰甚念甚。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兹有恳者,岭大国文系女学生林缦华近欲作一论文研究朱彊村先生之学,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并附呈其所拟作论文目录一纸,即求教正。若能详加批示,尤所感幸。林生以后有所求教之处,似可由其迳函左右请益。想先生诲人不倦,且关涉朱先生,必不吝赐教也。令郎厦材想仍在清华肄业。耑此奉恳。敬叩吟安!弟寅恪敬启九月二十九日

 

附论文题目一纸、旧作一首录呈教正。

 

当我读到信中“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和“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的话的时候,对陈先生流露出来的严守师道之古训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深有所感。《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东汉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对于师道尊严应该理解为既是对学生尊师重道的要求,只有尊师才懂得重道,才知道敬学,同时也是对为师长自尊重道的要求。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内容。陈寅恪先生又进一步把它视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一个内容,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师长有尊是六纪之一。陈先生以为师之道严格律己,力求达到理想中之最高境界。

 

岭南大学中文和历史两系都是小系,历来就读者很少。当时听陈先生课的学生多不超过十人,少则三几人。听说历史系后来还有过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的情况。面对听讲者寥寥,预感到他所研究和所传播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已不被世人重视,继承和发扬为艰,即使如此,仍一丝不苟坚守为师之道。陈先生当时已双目失明,学生到他家上课。不管听课学生多少,即使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内容,他仍然每次讲课前都认真备课。他讲课时身旁有一块小黑板,事先让助教详细知道他所讲的内容,让助教在他讲到一些有关人名、书名和要引证的语句时,同时写在黑板上。中文系听过陈先生讲授的白居易诗和元稹诗的课的学生都共同感受到以史证诗,诗史互证,对所讲诗涉及的时代背景和所讲诗意的个人独特见解都可谓字字句句有据,绝无浮泛之词。以陈先生学问之渊博和朱陈两家世交,绝非对“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却如此自谦,足见先生治学之严,而视“妄谈以误后生”为师者之大忌。陈先生是以极高之标准自律,严守师道。为了使所指导的学生在其论文上得到最好的指导,而不揣冒昧,致信请在该学术领域最深知者帮助指导。领会到陈先生把师道有尊作为理想最高境界之一,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日后陈先生以免“贻误学生”为由而愤然离开教席后内心之痛楚。

 

我写好了毕业论文的第一章便请程曦助教转呈陈先生,陈先生阅后做了一点批示后便转寄给龙先生。不久我先后收到龙先生寄给我两本他的书著和一封信。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风雨龙吟室丛稿》,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词作《忍寒词》。《风雨龙吟室丛稿》中有一篇他当年对清代词人的论述,我领会他是用他的这篇文章指导我评述清代词坛。所寄《忍寒词》有他的笔迹和印章,上书“縵华女士正之,沐勋寄赠”,然后盖着“箨公”的印章,下写“庚寅暮秋寄自上海”。“箨公”是龙先生四十岁以后所用的另一署名。寄来之信中对我的论文第一章初稿甚为称赞,但未见修改意见和我的文稿。他还问我有无词作,可以把词作寄给他看看。数日之后,程曦助教交来陈先生和龙先生批改后的文稿,龙先生是先将他对我论文的修改寄给陈先生看后,再由陈先生交给我,这是对陈先生的一种尊重。陈先生只在文稿末页提了这样一条常识性的意见:“此文中述及清代诸词人,正文中用字将其名置于括弧内”,批示应是出于陈师母唐筼代笔。龙先生的批语至为精细,大至对某朝代词坛评述之欠妥,小至文言虚词使用不当、错别字、笔误均一一匡正。在一千多字的文稿中修改之翰墨竟多达二十处。龙先生的两本赠书和有两位大师批改的文稿,两年前竟意外发现在父母的香港旧居中,保存完好。我与龙先生素不相识,遥隔两地。因陈先生致信相托,龙先生对我论文指导之热情、周详、严细,使我感动之余,更领会到师者之德。

 

内疚:离开岭南,与两位导师不辞而别

 

1950年9月间,广东省教育厅做出决定,要加强高等院校的政治学习,提到广州毗邻香港澳门,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影响很深,所以要加强政治课,还要帮助学生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岭南大学据此对学校课程的安排做了相应的改变,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学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课,采取请校外人士来集中讲课然后分组讨论的方法,还邀请中山大学思想改造好的典型学生来校做报告。不止一次请校外文工团来校做配合思想教育的文艺表演。校内也排练这方面的话剧,我是学生总治会的文化委员,当然必须参加,不过在这段时间我还能抽出时间修改论文第一章,开始考虑论文的第二章,但是这期间政局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朝鲜南北分裂,美国宣称支持南朝鲜,进而出兵参战,侵略战争很快推进到毗邻我国东北境的地方,战火有燃及我国的危险。北朝鲜政府请求我国出兵帮助击退侵略,于是我国很快组成志愿军赴朝参战。一时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普遍积极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

 

岭南大学和美国基督教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办学秉承基督教义。学校设有神学院,还有岭南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相当活跃,所组织的团契的家的活动参加者有二百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学生共三百多人,占全校总人数超过四分之一。因此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的任务更显繁重。学校连续开了两天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大会,来校任教的美国教师也被作为批判对象。学生教师发言控诉,岭南大学所在地康乐村的村民也来参加控诉美帝分子当年建校园时侵占农民土地的罪行。到了1950年12月初,学校完全停课两周,进行土地改革的学习,并动员青年学生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这时广州市召开了全市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代表大会,岭南大学派出几十人参加,我被委任为大会的书记。所谓书记就是记录和整理发言材料,会上先后将近有三十人进行了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发言,这些发言深深震动了我。

 

我曾经在英国和葡萄牙统治下的香港和澳门感受过那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活;我也在广州目睹和亲自经历过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统治下的痛苦;我也在上海领略过十里洋场和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的屈辱;我绝不能让欣欣向荣的祖国再受欺凌和侵略。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继续留校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和大学学业,还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制止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企图,何去何从?我终于在截止报名那一天的下午报了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岭南大学当时学生总数大约一千多一些,报名参军的同学据统计有340人,前后被批准的有75人。学校先是通知我被批准和17位同学一起先到新疆学习俄文,然后赴朝鲜为苏联专家当翻译,大约十几天后出发。隔了两三天又通知我,因为西北军区需要一个懂普通话和有文字能力的学生,决定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到位于甘肃的西北军区,三日后出发。突如其来的这个决定使我措手不及,只有三天的时间我需要赶紧分别写信给我在香港的父母、给我在美国的弟弟和在北京的哥哥,告知他们我参军的消息,需要到广州市和我的外祖母告别,留给她一笔生活费用。我在岭南学习期间,母亲给外祖母的生活费都经由我交给外祖母。我一大堆学习书籍资料和学习用品以及我不能带走的衣物蚊帐和床上用品都需要处理。中文系的师生要安排欢送活动,非本系的同学也要安排和我话别,我忙得不可开交。我缺乏足够的御寒衣服,我需要赶紧到广州市购买棉花和布料,央求裁缝铺赶制小棉袄。但是因为时间紧,裁缝铺拒绝缝制。中文系的王季思教授得知此事后,让他的夫人给我缝制。年过半百的王师母日夜赶制,一针一线,及时为我缝制了冬装。每当我想到此事,感激不已。

 

1951年1月,还差一个学期大学毕业,因为战争的需要,我离开岭南大学,奔赴位于兰州的西北军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我二十一岁。此后,我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兰州、西安、北京),二三十年没有机会回到生我养我的广州和香港,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父亲。

 

当时在我一片忙乱之中,程曦助教曾经提醒我,是否要亲自去告知陈先生,并写信给龙先生,告知我参军之事。我当时脑子一片烦乱,本能的反应是两位导师如此厚爱于我,我怎么好跟他们说参军比写论文重要?我难于启齿,干脆就让两位导师认为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不堪造就之才,请程曦助教代我转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两位导师极不尊重的行为,这一草率和错误的决定令我日后付出了代价,几十年来我每每忆及此事,都深感内疚和负罪。听说陈先生此后再没有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我不知其原委,但我相信一定与我有关。我这一不尊重师长之举,一定给严守师道的陈先生造成伤害。我又听说在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先生写大字报,批判陈先生之学是“伪科学”,斥辱陈先生教学“贻误青年”,陈先生愤然向学校当局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永远离开讲坛。陈先生自1926年执教清华校园,至1958年的三十二年中用自己的心血竭尽为师之责,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为挖掘、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献身,却不得已做了永离教席之选择。

 

陈先生1964年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隋朝王通曾在山西汾河流域之地效法孔子讲学传经授徒,唐朝名相房玄龄、魏征以及多位名儒均出其门下,陈先生也欲效之,弘扬传播中华文化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此志已不可继续实现,只能寄托于梦想。痛哉,陈先生!非为一己之痛,乃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之痛。

 

我想起季羡林先生《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一文中对爱国主义的阐述,他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即爱自己国家的文化。陈寅恪先生如此,容庚先生如此,吴玉如先生也如此,我师从这三位大师的时间很短,对大师们的学问和品德知之极少,我上述忆述的都是零星点滴的小事,这些小事令人能从各方面感受到大师们热爱祖国文化的高尚精神。

 

恩师已逝,师恩永志。

 

(整理/鲁晓鹏 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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