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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之三  

2016-01-03 00:21:23|  分类: 学术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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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周嘉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注释从略。


社会史研究

1990年代末,俄国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新方向。俄国社会史研究以跨学科的社会学方法,代替以往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描述历史事件的陈旧方法,强调社会问题和社会进程,重点关注俄国历史上的家庭、移民、人口、城乡、社会组织与结构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主要在俄国村社制度、城市化以及等级阶级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1.村社制度研究。

,关于村社的概念与起源。

在中国学界,“农村公社”“公社”和“村社”三种提法曾长期并存。张广翔认为,这同俄国国内对村社的称呼不一有关。村社被农民称为“米尔”,被受过教育的人称为“公社”或“农村公社”,被政府称为“土地公社”。自1838年起,作为“土地联盟”的公社正式被称为“土地公社”,而作为行政警察单位的公社被称为“农村公社”。目前,中国学者往往称作农村公社或村社,尤以后者为主。

马英昌、陈宝江在村社起源问题上分歧较大。前者认为,古罗斯时期存在几种类型公社,“维尔夫”是南方基辅一带的叫法,在北方诺夫哥罗德被叫作“米尔”,13世纪罗斯政治中心向东北转移,“米尔”成为东北罗斯公社普遍采用的术语和地域公社的概念,“维尔夫”从俄语中消失。后者认为,7~9世纪存在“维尔夫”和“米尔”之别;9世纪之后,随着东斯拉夫人早期国家的形成,两者均被“公社”所取代。

第二,村社的职能与性质。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村社具有经济、司法、行政、警察、慈善、宗教、文化等多重职能,为广大农民以及政府和封建主服务。村社既是整个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又是农民自治、实施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学者们还注意到村社经济结构的二重性。李玉奎、曹维安认为,村社农民个体生产、私人占有多数产品,村社又对全部耕地统一规定使用制度、对全部土地具有所有权,表现出村社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倾向。

学者们十分关注村社内部机制。张广翔、罗爱林注意到村社内部平均主义原则。前者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保持村社凝聚力的土地重分、连环保、服兵役、慈善、救济机制,并指出农民外出打工具有冲击和强化村社制度的双重功效。后者则专门考察村社在农民兵役义务中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平均主义传统保护农民的责任。

因对村社内部机制和原则理解不同,学者们对村社同农奴制、1861年农民改革关系问题的认识存有较大分歧。曹维安认为,村社起初延缓了农奴制的形成,但在被封建主义改造后成为维护和加强农奴制的工具。张广翔(《19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却认为将村社与农奴制简单等同起来欠妥,这做法与农奴制形成前和废除后村社均存在的事实相悖;村社与地主和国家的利益表现出较多非一致性;村社具有二重性职能、自治与民主精神。这些都表明村社并非维护和加强农奴制的有力工具。此外,两者均认为改革后村社大会成员发生变化,米尔大会成员年轻化、村社内部民主的基础扩大,分歧主要在于改革后村社生活原则是否发生变化。前者认为,改革使农民阶级分化加速,传统习惯改变,造成农民份地严重不足和贫困化。后者则认为,改革后村社不仅未背离改革前的生活原则,还更加严格、灵活地实行这一原则,大多数农民仍继续在传统的村社制度下生活。

第三,斯托雷平村社改革。

斯托雷平改革涉及破坏村社、建立独立田庄和农场、移民三项内容。斯托雷平本人及其改革向来受俄国学者热议,苏联解体后还掀起新轮研究热潮。中国学者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尤其关注村社改革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改革是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在为何维护统治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政府因农民反抗而改革。比如曹维安《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与农村公社》认为,1861年改革加强了农民认为全部土地应归村社的传统观念,农民反抗地主和政府的倾向强烈,迫使政府破坏村社,扶持富农,保持政权稳定。另种观点认为,地主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力图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南宫、张广翔均持这种观点,认为村社和份地制的存在,影响了土地的集中和雇佣劳动的出现,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1905年后政府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保证地主在国家农业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分化村社相对统的共同利益,再造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中国学者对改革的影响持两种态度。南宫(《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等评价积极,认为改革破坏了遗留的村社和份地制度,加速了农民分化,富农和无产阶级化的贫农退出村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作物收获量,增加了谷物出口额。但这种观点遭受到质疑。张广翔(《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几个问题》)等认为农民土地利用结构未发生大的变化,粮食输出量确实很大,但主要是为了换取外汇,国内实际粮食收获量并不大。吴来山、杜立克、吴贺等还进一步强调改革对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积极影响。张广翔(《俄国农业改革的艰难推进与斯托雷平的农业现代化尝试》评价消极,认为农业改革收效甚微,农民大都不愿退出村社,未彻底缓解农民土地不足问题,未缓和农村的社会紧张状态。张广翔、解国良等还各有侧重地探讨改革失败的原因。前者将失败归因于上层统治者的主观倾向性、放弃旧制度和实施改革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社会对实施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后者认为,改革未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且与农民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农民的抵制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此外,部彦秀分析了斯托雷平被刺杀的原因。吴贺介绍了21世纪俄国学者有关斯托雷平个人立场、改革的作用、改革失败原因、改革思想遗产的研究情况,认为俄国学者研究日趋成熟、评价较为积极,并将研究拓展到法律、个人自由、现代化等领域。

第四,村社长盛不衰的原因。

村社自基辅罗斯起一直存在到1920年代,直至革命前半数以上农户仍留在村社。中国学者十分关注俄国村社长盛不衰的原因,普遍认为村社职能二重性和平均主义机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此外,曹维安(《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几个问题》)将政治因素放于首位,认为村社经受国家不断改造,成为对统治阶级有利的基层行政纳税组织,得到国家政权的积极保护。张广翔认为,俄国的村社长盛不衰,与村社自身性质和运行机制以及村社的外部条件密切相关。学者们的阐述日趋详尽,仅就其大者略举几端: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村社的兴起与延续;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平均机制保证农民的生活资料,限制农民的分化;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社职能和社会结构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和经济变化;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强;农民文化水平低且个性不强,社会舆论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行为规范;从外部条件看,村社得到专制制度的长期保护、国家经济和法律上的支持,且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工业革命严重滞后,等级隔绝、社会流动水平低;等等。

罗爱林注意到平均主义机制的消极作用,认为它打击了农民进取精神和追求财富的愿望,使农民易于产生惰性,导致俄国农业长期落后。张广翔(《19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一一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介绍了个半世纪以来的“村社之争”以及1970年代以来俄国史学家所取得的成果。

2.城市化研究。

城市化是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变迁的复杂过程。历史学往往将城市化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并应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研究。

城市化研究是俄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对俄国城市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迄今为止已就俄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达成共识,并分析其直接和间接成因,还将俄国农民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纳入城市化视野加以考察。

城市化水平常用城市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因此理解俄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把握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张广翔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方式以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主,以城乡行政区划的变更为辅。1740年代至1860年代,俄国城市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城市化进程缓慢。这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另一方面在于农民移居城市数量不足,跨等级间流动较少,部分市民还因竞争力不足而迁往农村或转为农民。

张广翔是国内研究俄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学者,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农民向城市迁移不足的原因。近年来,周晓辉也作了有益尝试,分析制约欧俄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的因素。两者观点可归纳如下:(1价格革命的制约。谷物价格远远高于畜产品价格,农产品涨幅远远超过工业品涨幅,物价涨幅高于工资涨幅,农民尽可能保持与农业的联系,坚持经营菜园、饲养牲畜和种地。2村社的阻挠。村社通过土地重分制度和平均主义机制在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的分化,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难以将农民推向城市;身份证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民的迁移,连环保制有力地约束了农民的出行。3城市工业发展落后。城市发展工业本可为农民跨出农业领域创造机会,但19世纪俄国城市以行政职能为主,决定了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程度均不利于工业。受自然气候的影响,农民因农作物生长期短而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粮食生产,无暇顾及种菜,蔬菜无法自给和供应城市,结果非黑土区和奥卡河流域城市蔬菜生产发达,多余蔬菜销往农村,城市劳动力离开了工业生产。纺织业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却因手工织布比机器生产更有利可图,作为生产关键环节的织布工艺长期滞留在手工工场阶段;机器制造业发展缓慢,不利于工业城市的孕育;18世纪俄国工业中最重要的冶金业,因长距离运输矿石成本过高而尽量在矿区附近设厂;19世纪最为发达的纺织业,由于城市对其态度冷淡而赴农村设厂。俄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城市。4农民外出打工的局限。农民虽外出打工,但多从事季节性劳动,并未失去农民地位,仅将进入城市视为权宜之计,即使转入城市仍眷恋农村,同农村保持着业务和血缘上的密切联系;人数居高不下的就地打工者延缓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农村居民点在经济方面超过城市,但19世纪下半期俄国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很少,工厂工人却不是城市市民。5其他因素。政府以种种优惠条件诱使农民迁往新征服的土地,补充城市人口的渠道因此断流;政府的相关工商业政策不完善、交通不便和运费昂贵。张广翔在俄国城市化研究方面还有两大较突出的贡献,一是修正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二是重新审视了18~19世纪俄国城市的职能意义。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具体体现。除了农民、工人、贵族、资产阶级外,官僚、僧侣、军人、教师、城市等级等阶层也纷纷被纳入城市化研究视野。近年来,中国学者同样十分关注俄国的社会史研究最新动向,刘爽、张广翔等考察了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米罗诺夫与俄国社会史研究等问题,有利于国内学者掌握俄国学者研究的最新动向。

中国学者对俄国社会史的研究仅有二十余年。尽管研究成绩较为斐然,但仍需加大俄国史研究力度,厘清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等级阶级和过渡状态的阶层演进的脉络,弄清各等级自身的社会心理特点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关注家庭、福利、教育、法制、民族、慈善、移民、社会心理、日常生活等处于研究边缘的问题,从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多重角度解读俄国历史进程。


俄国三次革命研究

俄国三次革命引起中国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俄国革命史研究也因此而经久不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俄国革命史研究采用新方法,得出新结论,极大拓宽了俄国史研究的视野。

1.1905~1907年革命。

1950年代中期,伴随着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的契机,中国学界涌现出一系列成果,介绍革命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和革命中的农民运动,以及革命的前提、性质、特点等,然而其中“以论带史”现象异常严重。196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关注度降低,直到1980年代初才又升温并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关于革命的原因。

传统观点认为,1905年革命具有必然性,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产物,可大致归纳如下:无产阶级身受本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的剥削压迫,农民受农奴制残余的束缚,国内被压迫民族强烈反对俄罗斯主义民族政策,三者均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要求推翻沙皇制度;面对高涨的革命浪潮,政府除采取镇压手段外,还借助对外战争转移人民视线,日俄战争加重了政府对人民的剥削,俄军的失败暴露出沙皇制度的腐朽,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第次俄国革命的原因时,有四个新动向。一是主张从长时段关注历史进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前,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革命激进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揭开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序幕,进而分析革命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姚海认为,革命激进主义与西方和俄国传统文化因素,以及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有关。赵士国认为,恐怖主义源于民粹派三种错误理论。曹维安、周厚琴则强调以暴易暴的俄国传统。二是关注革命前自由主义运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是世纪之交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变化。姚海、王绍章等对地方自治机关中的“第三种人”赞赏有加,认为其为自由主义力量新来源,在争取群众、宣扬主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姚海、张广翔肯定自由主义政治团体尤其是“解放同盟”的作用。三是关注不同政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发展及作用。传统观点往往对资产阶级持否定态度,并认为资产阶级尤其是立宪民主党具有反革命、反人民、反民主性质,张建华却认为在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由左转向右,先倾向革命民主派,后与政府合作。张广翔(《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还指出立宪民主党的基本矛盾在于多数派、少数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叶艳华考察了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的情况,认为其在组织上由少量进行秘密活动的知识分子小组发展成由工人和农民参加的活跃政治组织,在全俄十月政治罢工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农业改革方案还得到群众和杜马代表的支持。四是摆脱传统模式,讨论革命可否避免。张广翔在这方面进行初步探索,认为19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处于紧张状态,但政府仍可避免革命,只是专制制度一再坐失良机,错过了由绝对君主制转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轨道、动员所有力量使国家进入民主轨道、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寻求幸福的种种机遇。

第二,关于政治制度演变。

中国学者特别关注1905年以后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情况,主要有三种观点。以王清和、祝政宏、张建华、刘显忠、刘祖熙等学者为代表的第种观点认为,俄国就此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主要表现为沙皇制度开始依赖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在立法和行政领域实行变革,国务会议具有资产阶级代议性质,国家制度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刘显忠(《试论第三届国家杜马》还强调,第三届国家杜马的设立是俄国君主立宪政体步入正轨的开始。第二种观点认为,专制制度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孙成木等指出,虽然俄国建立了国家杜马,但政治制度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俄国也不是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李春隆、姜喆进一步指出,俄国虽由专制体制转向二元君主立宪体制,但沙皇接受立宪受形势所迫,仍居国家权力主导地位,并将国务会议作为自己与国家杜马间的缓冲器。实际上分歧产生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对沙皇权力受限和资产阶级君主制发展程度,国务会议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根本不同。第三种观点(如张德敬)认为,自1861年改革后,贵族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贵族化,俄国专制制度发生质变,迅速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

2.二月革命。

198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学者十分关注此次革命,尤其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并将二月革命视为十月革命的前奏和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俄国本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战使俄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国内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执行列宁的革命路线,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斗争;经过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和领导,工农群众反对战争、反对沙皇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革命形势一触即发。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二月革命的原因时有三个新动向。一是关注革命前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作用,考察政府面临的统治危机。祝政宏、姚海、杜立克等认为,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激烈抨击政府,拉斯普庭和“宫廷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活动日益猖撅,致使王朝中间力量态度分化,部分贵族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二是肯定立宪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往往对其持否定态度,姚海则认为该党本质上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革命爆发后阻止它深入,但与政权的矛盾以及利用革命运动向政府施压的策略,又加速了革命爆发和沙皇政权崩溃。三是考察引发革命的长、中和短期因素。姚海认为,革命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和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对抗的结果。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危机,是导致俄国革命的前提;1905年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加剧了危机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一系列事件终将俄国引向革命。此外,针对二月革命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姚海肯定了国家杜马在迫使沙皇退位、加速专制制度瓦解、成立临时政府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黄秋迪探讨了革命时期西伯利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由来与影响,认为其接管沙皇政权、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了革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顺利完成。

3.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强烈关注。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界常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时,集中介绍十月革命的基本知识和重要意义。195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既关注十月革命的前提、动力、特点、性质和意义,还从史学史角度揭示研究的未来方向。十月革命研究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国际共运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等分支,均对其十分关注。鉴于中国学界的当前情况,现就十月革命原因方面的研究情况和未来研究方向作简要介绍。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原因。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十月革命前经济、政治、阶级和国际条件等主客观因素十分充分,十月革命具有必然性,其基本观点是:(1俄国已经具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帝国主义具有明显军事封建色彩。2俄国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德、英、法;对外国资本严重依赖,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在俄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如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沙皇专制制度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民族同各少数民族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等。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表现为俄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革命性较强,集中程度高,有比较成熟的政党,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4)一战的影响。俄国在战争中接连失利,国内经济濒于崩溃,激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发革命运动,革命潮流冲击着沙皇专制统治,革命时机成熟。一战削弱了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突破而取得革命的成功。也有学者对十月革命的经济前提提出质疑。比如,沈永兴认为十月革命前物质基础尚未成熟,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仍是较为落后的农业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先决条件。吴恩远(《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等还采用现代化理论阐释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矛盾的必然反映。社会经济的落后,要求俄国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沙皇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国内外不可调和的矛盾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反抗,是革命的直接原因。

中国学者同样密切关注十月革命的推动力量。柳植、夏景才、陈之骅等称赞广大人民群众思考理性、列宁在其基础上选择正确。徐天新、钱茂堂、陈之骅等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民政策和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旅俄华工和犹太人作用也引起一定关注。李显荣、李玉贞、李永昌、张建华均认为十月革命准备期间,旅俄华工加入赤卫队,为创立苏维埃政权而英勇奋斗。后者还指出,这一举动改变了俄国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负面和扭曲的中国形象,促进了现代中国形象在俄苏的形成。郭宇春则肯定了1890年代至十月革命期间,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作用。

中国学者还强调二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制度,结束了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但并未满足人民要求,没能解决和平、土地、面包、立宪会议等问题;七月事件和临时政府的白色恐怖活动猖獗,都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争取群众和准备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还有学者注意到村社制度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认为19世纪以来农民反对村社束缚、争取独立发展的斗争为十月革命创造了经济与文化条件,而维护村社的斗争则创造了政治条件。

第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学者的十月革命史研究,成就与不足并存。张建华认为研究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常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表述平息有关革命的性质、意义和影响的争论,并深受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研究模式的影响。中国学者应在研究方法与角度、资料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应从学术本身关注这场革命,尤其关注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边远地区的影响,关注政治力量变化和居民政治情绪,并尝试用文明史观阐释革命进程等。邵丽英还建议,不妨“只求其有无真伪而不论其是非对错”,考证史料真伪,探究事实,分析事件前因后果,并从新的叙述角度考察传统历史问题。

20世纪初俄国接连发生的三次革命,在中国俄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深深烙印。起初,革命引发中国的政客和学者对俄苏的高度关注,推动了中国俄国史学科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大力研习俄国革命史,认为革命前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后,俄国处于全面危机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之间矛盾尖锐,革命力量蓬勃发展。自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在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时,逐渐用现代化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

中国学者在俄国现代化开始时间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词,或以彼得一世改革为起点,或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为发端。也正因如此,18世纪开明专制、19世纪上半期政治制度以及1861~1917年间俄国历史进程才均被不同程度地探讨,其中尤以帝俄最后60年现代化进程最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本质正是挖掘俄国现代化失败和革命的根源。为此,中国学者必须强烈关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村社制度、城市化、斯托雷平改革、维特经济政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问题,分别考察俄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代化进程。

中国学者在研究俄国现代化进程时,已间接或直接揭示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俄国经历了在外力作用下的赶超型现代化进程,其政治和法律条件不完备,加速发展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关系失衡,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民等级封闭性强,东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国家与社会日益疏远。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成为革命的温床,当其他条件成熟时,20世纪初俄国革命终于纷至沓来。然而,革命并未消除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诸种弊端,苏联时期现代化进程又尝尽了苦果,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国家解体的厄运。

回顾与展望

百年以来,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较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这些成就的取得实属不易,然而俄国史研究同样存在很多缺陷。中国学者受苏联学者影响很大,而苏联史学本身便存在诸多弊病,尤其涉及俄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问题时更是如此。加上中国某些特殊时期的政治和学术环境,造成俄国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过程,影响了俄国史研究的学术积累。

目前,中国俄国史研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通史教材未充分利用近年来研究成果,译介论著力度不够等,其中选题集中问题最为严重。俄国古代史、中世纪史和19世纪上半期历史进程很少受到关注,社会史和史学史领域有许多问题几乎处于研究边缘,制约了俄国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过,从总体而言,中国俄国史研究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在于后备人才储备不足,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俄国史研究起步晚,队伍小,基础薄弱,在发展初期又因中苏关系破裂和“文化大革命”而停滞。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的一批学者,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基本改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少数学者则受各种政治运动牵累。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使学者有机会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可惜专业知识荒废多年,大都错过了科研黄金年龄。当国内重新培养俄国史人才时,世界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先是西欧和日本崛起,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朝政治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美国史、西欧史和日本史研究与新的“现实需要”相适应,吸引了国家和大批人才的热切关注。与此同时,俄罗斯转向西方,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同美国史、英国史和日本史相比,俄国历史问题已失去往昔的光芒,中国国内俄语教育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俄国留学政策的变化也制约了中国俄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苏联十分重视外国人才培养工作,苏联解体后情况却发生变化。美国、英国、日本凭借良好的发展形势、便利的语言条件和优厚的留学政策,吸引了大量优秀学生前往深造。而俄罗斯则十分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轻视对外国人才的培养,公费留学生招生名额和奖学金项目少,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使自费留学费用更高。中国学者“闭门造车”现象发生的几率大大增加。

与俄国史相比,苏联史、中苏关系史以及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更有吸引力。社会需求不足,就业前景暗淡,使高素质、潜力大的研究人员望俄国史而却步,转而投向世界史研究的中心学科。然而,俄国史研究的兴衰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国内第二批学者逐渐退居二线,接受专业史学训练、掌握基本研究方法的第三批学者虽逐渐成长起来,但短时间很难独当面,“新老断层”现象初露端倪,未来10年之内暂且不会有太大的消极影响,但10年乃至20年之后,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来的学术积累极有可能付诸东流。

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充足的科研经费,便利的留学政策,无疑能保障研究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有利于优秀成果的产出和人才的引进。同时,学者应注意提高自身修养,力争兼有才、学、识、德等“史学四长”增强问题意识,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拓宽学术视野,密切留意俄国和西方的史学成果,将新老课题并做深做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将中国史学传统与世界史学遗产充分结合,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俄国史学科体系。

“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衷心希望中国俄国史研究能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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