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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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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2017-01-08 21:52:38|  分类: 翻译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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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晓,徐家汇藏书楼、淮海中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华东师范大学老文史楼、上海中学、市西中学、延安初级中学、提篮桥监狱等,战时都曾是日军建立的集中营。那里关押着中国抗日战俘、盟军战俘、英美“敌国”侨民、教会人员,甚至还有日本“昨天的盟友”意大利人……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日本在沪集中营分布图,右下角所示的集中营位于江湾,右上角所示的集中营位于吴淞。

日军在沪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建立的集中营。关押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十余国战俘与平民。从1938年第一个集中营——徐汇战俘营建立到战争结束,历时7年。上海的日军集中营究竟关押过多少人?至今尚无法精确统计,仅在1944年就有7000人在押。日军上海集中营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用饥饿、惩罚和严刑拷打等手段对待战俘和平民,远比枪毙人更残忍。集中营分为上海侨民集中营、教会人员集中营、盟军战俘集中营、中国战俘集中营4类,有些地点还是上海标志性的学校和机构,如徐家汇藏书楼、上海社科院大楼、大夏大学聚贤堂、上海中学、市西中学、延安初级中学、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提篮桥监狱、徐家汇老站饭店等。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龙华集中营主楼

一、上海侨民集中营

上海侨民集中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当局为防止在沪外籍侨民加入反法西斯阵营而设立,从1943年1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共8个。分别为浦东集中营、龙华集中营、闸北集中营、沪西第一集中营、沪西第二集中营、沪西第三集中营、沪西第四集中营、意大利人集中营。其中浦东集中营和龙华集中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经过笔者多次实地考查,这些集中营的原建筑除浦东集中营、沪西第三集中营、沪西第四集中营被拆除外,其他均存在。集中营大多位于当时的郊外偏僻之地,一般为学校、医院、仓库等空间较大的场所,建立时经过改造分割成小房间,一个家庭的侨民多住在一起,集中营外面用铁丝网环绕,与外部隔绝,门口设有岗亭,以防止营内人员与外界发生接触,传递书信。据曾被关在龙华集中营的英国人R?F?斯各特回忆,在关入集中营的1年半里,他的家人只收到过他的一封25个词的家书。因为根据日本人的规定,往外写信每次最多只能写25个词。日军当局给侨民们定的营规多达130多条,凡一切扰乱秩序,破坏公物,违反命令和越狱的行为,轻则遭殴打禁闭,重则处死。

浦东集中营位于一片空旷的黄浦江临江地界,树木稀疏,由数栋建筑组成,原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仓库,这些根本不适合居住的仓库经过整修被用做集中营。该集中营关押的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共1112人(1944年9月底统计数据,若无特殊说明,下同),他们来自各行各业。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浦东集中营取消。该集中营的原建筑已被拆除,其址位于东方明珠北面的黄浦江边。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上海中学成为龙华集中营,图片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龙华集中营设在今天的上海中学,大约480亩地。集中营内共有十幢房子,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遥望到龙华塔。难友回忆,这里没有任何树木,想要找到乘凉休闲之所,除了两处废弃的房屋和一英亩大的砖垛旁边,别无他处可去。从1943年1月29日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共关押过六千余人,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挪威等国。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是6个月的婴儿,最大的是88岁的老者。

闸北集中营位于大夏大学群贤堂,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老文史楼,地址是中山北路3663号。该楼平面呈一字形,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共关押1056人。其中有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加拿大人、美国人、荷兰人等。

沪西第一集中营原为汉壁礼西童公学,现市西中学,今愚园路404号。1943年2月设立,为一幢三层红砖楼房,门口有日本兵持枪站岗。共关押877人。前两次关押对象为工部局职员及其家属。第三次开始关押普通的敌国人民。第二、四次主要关押有婴幼儿的家庭。

沪西第二集中营原来是英国在上海驻军兵营,略带堡垒式建筑,原大西路63号、65号,共关押456人。后一度为延安中学所在地,1998年8月延安中学高中部迁入茅台路,初中部保留,为今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延安西路601号。

沪西第三集中营原是虹桥高尔夫总会,虹桥路501号;今上海动物园,虹桥路2381号。该集中营以关押老人、体弱多病者、幼儿等为主,共关押331人。

沪西第四集中营其址原是美国哥伦比亚总会,大西路301号,现在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延安西路1262号。总会占地50余亩,委托克利洋行设计,由著名设计师邬达克主持,建筑占地约2200平方米,大部分面积用于草坪和网球场。当时共关押325人。

1943年9月8日,原属轴心国一方的意大利同英美签署了投降停战协定,日本立刻视其为敌国,在上海设立专门关押意大利人的集中营,至1945年3月取消。意大利人集中营位于何处?我们找到了战时意大利驻华大使戴良尼的后代卡洛斯·莫瑞。戴良尼1943年-1945年被关在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营中,回国后戴良尼将自己的经历用意大利文写成了《战后的上海》和《我死在上海》两本书,结合书中的线索以及卡洛斯提供的资料,并参考战时意大利外交官吉兆的女儿何韵竹女士《蓝·中国—一位中意混血儿的半生传奇》一书,该书提到:“意大利船长和船员们被捕并被关进了位于虹口日本人占领区的罗别根路(今哈密路)上的集中营,其中也包括意大利前任驻华公使塔尔利奥尼候爵(Marquis Talliani)已被羁押在那里。”经过多方考察,最终确定这个集中营的地点位于Rubicon Road101-102号(罗别根路,1943年改为哈密路)。这里原是美国基督教安息日会上海卫生疗养院,院内建有西式花园住宅和一座教堂,该院以疗养为主,收费昂贵,住院的大都是富商巨贾和政府官吏,如孔祥熙、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及其母亲倪桂珍都常住在这里。该建筑抗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今属上海一0八医院,哈密路1713号。

日军并不是把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关在意大利人集中营中。战时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吉兆最早被关押在扬州集中营,后来被转送到浦东集中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浦东集中营获得解放,他才重获自由。可以准确的说吉兆从未去过罗别根路101-102号意大利人集中营。此外,战时意大利驻华大使戴良尼也曾经被关押在上海的两处集中营里,一个是罗别根路101-102号的意大利人集中营,另外一个是原虹桥路501号的沪西第三集中营。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也回忆说,意大利投降后,一部分意大利人被日本人关在华德路监狱。

当时日本因战事需要不得不减少集中营守卫的数量以部署前线兵力,不少集中营被合并看守,无需太多守卫看守的集中营接收了其他集中营转来的羁押者,因此集中营内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意大利人在其他集中营关押的时间可能比较短,人数相对较少,零星分散到各处,故难有史料存留。而意大利人集中营则是专门为关押意大利人而设,意大利人集中营共关押33人。1945年3月2日,其中MarcoDiRenzo(原意大利驻沪领事)及其妻子(Amalla DiRenzo)、及其两个女儿(Renata DiRenzo、LilianaDiRenzo)、法律顾问CatloAlberStranco、Irene Stranco夫妇与法律顾问助理Erardo Colombo共7人,在上海意大利总领事见证下,宣誓效忠于过去的墨索里尼政权后被释,显然意大利人集中营中关押的意大利人相对多,时间更久,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日本占领当局对集中营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集中营内侨民必须严格服从日军管辖,遵守集中营的制度。他们在集中营内被强迫做苦役,一点自由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饥饿、缺水、物资短缺、无医疗保障、寒冷、生活环境恶劣以及这些外界因素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烦躁、郁闷等是他们要面对的的主要问题。

据上海外语学院退休教授、集中营幸存者白丽诗和另外一位英国难友佩吉回忆,集中营内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包括清洁下水道、烧砖、运煤等苦役。不准逃跑,不准用电烙铁,禁止在室与室之间走动(除非上厕所或盥洗室)。一天只供应两餐。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麦糊;午餐是卷心菜汤和一个土豆;晚餐根本就没有。许多人都饿坏了身体,难以恢复健康。食用水是配给的,每天每人只有五品脱,洗澡、冲厕所生活用水受到限制,后来淋浴被取消。疾病蔓延时,没有药品,蚊帐只有重病者才有,如果患有传染病会被立即投进焚尸炉。由于日军封锁消息和封闭式管理,集中营的焚尸炉内销毁过多少侨民尸体,至今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冬天手和脚布满冻疮,白天疼痛难忍,晚上又奇痒无比,如果冻疮破了,就可能感染,又因营养不良和天气太冷久久不能痊愈。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思维就像一块冻僵了的海绵,脾气急躁,每天都会围绕灯光、空间、窗帘、开窗、时间、借东西、偷工减料等所有你可以想象的问题发生争吵,满怀愤怒。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龙华集中营布局示意图,图片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二、教会人员集中营

教会人员集中营是从1943年4月开始设立的,以加强对教会人员的管制,日本占领当局有特别的规定,相对比较宽松。法国因没有向日本宣战被认为是友邦,故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及法侨未遭到损害。法国神父万尔典是上海教区财务负责人。经与日本总领事交涉后,日本人同意把与其交战国的传教士集中于徐家汇耶稣会院内。万尔典又向日军说情,把一批徐州教区的加拿大籍传教士转移到徐家汇大修道院内。这批传教士在上海享受到相对还算较好的待遇,他们在徐家汇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日本派一个军阶较低的军官每天早上去耶稣会总院和大修道院点名,凡要去上海市区的都要向他请假。点名实际是日军掌握侨民动态的主要方式之一。集中营中的耶稣会会士的生活和原来的会士的生活一样,吃饭时可谈话,有散心间可在内阅览、听无线电等,每天一名日本教友前来集中营点名,如有事出徐家汇的,由通日语的美国神父与日方沟通。集中营内的神父、修士可以参观各种足球比赛、话剧或会展。

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教会人员的通信与普通集中营规定无异,每月一次,在检查内容之后,允许寄信。如有必要,亦可破例寄信。不允许他们与外界约会、打电话。即使在营内的教堂中也不允许对外来人员进行说教,或接受他们的忏悔。这对于天主教徒来讲,这样的管制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传教自由。在被关押之前,这些外籍教会人员分别从事着牧灵(传教)、教育、科研、慈善、医疗等不同的工作。因此,造成一些教区和教友没有神职人员关照信仰生活,一些学校、科研机构、孤儿院和医院等无人管理,来自于外籍教会人员母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援助停止,最终导致关押这些外籍传教士的宗教机构无法正常运行。

教会人员集中营共有6处,主要集中在徐家汇地区,分别是:

教会人员第一集中营在原耶稣会总院,共关押55人,被关押者主要是徐州教区加拿大籍耶稣会士。这里曾是徐家汇天主教活动的中心,是耶稣会传教士工作和学习的地方。现在是徐家汇藏书楼(南楼),位于今漕溪北路80号。

教会人员第二集中营在原是大修道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州教区美国籍和加拿大籍教士全部被日军遣送至上海徐汇区大修道院,大修道院改为战时临时集中营,共关押34人。该建筑现在属于徐汇区政府,漕溪北路336号。

教会人员第三集中营在原徐家汇圣母院,共关押39人,皆为修女,其中英国10人,美国8人,加拿大10人,比利时11人。现在是上海老站饭店,漕溪北路201号。

教会人员第四集中营在原是方济堂(方济各会账房),吕班路141号。日本占领上海有8年之久,方济各会账房以投资房地产来抵消中国的货币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币无法进入中国,这资产的收入大派用场。1943年春,日军在账房内拘禁了40多名外国传教士。1944年,关押37人,皆为修士;其中英国1人,美国13人,荷兰2人,比利时21人。建筑现在重庆南路139号,属于今黄浦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黄浦区委员会。

教会人员第五集中营在原首善堂(遣使会账房),吕班路141号,共关押10人。该建筑现为重庆南路139号,属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

教会人员第六集中营在原圣心修女会会院,现在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淮海中路622弄7号。1944年,共关押79人,皆为修女;其中英国9人、美国42人、加拿大14人,澳大利亚3人,荷兰1人,比利时10人。

在考察教会人员集中营地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日军尽管对教会人员进行了拘禁和迫害,但没有发生类似正定惨案这样的赤裸裸的屠杀。其原因主要上海是国际都市,资讯发达,日军尚有所顾忌。徐家汇天主堂的一位神父指出:“如果上海天主教会变成像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集中营那样,势必会引起上海天主教徒的强烈反抗,甚至当时的梵蒂冈罗马教皇也会注意到。”而且,教会人员集中营内的费用由各人所属的修会负责,日方全不负担,因此与其他集中营相比,教会人员集中营的境遇尚算较好。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集中营中的西方侨民,图片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三、上海盟军战俘营

上海盟军战俘集中营设立于1942年2月1日,1945年结束,共有5个。关押的战俘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数目保持基本稳定。1942到1944年关押战俘数分别为1484人、980人、1023人。在战俘营设立的3年中,不断有盟军战俘被收押或者释放,日本对盟军战俘的管理,缺少人道主义关怀,战俘遭受饥饿、寒冷、酷刑甚至劳累致死等野蛮对待。据一位美国海军军官回忆,在集中营中日本人除使用水刑(指把战俘困在木板或梯子上,然后灌水灌到他呕吐为止,然后重复,直到战俘的胃受不了为止)和拷打外,还使用电刑(用通电的金属触击人体要害处)和指刑(用绳索套在手指上慢慢收紧,直到骨折或者脱臼为止)。

吴淞盟军战俘营曾经是日军的一处兵营,据记载,位于上海以北15英里处,距离吴淞堡垒5英里。今上海宝山吴淞公园后海军博物馆之一部分,现在地址是宝山区塘后路68号。

江湾盟军战俘营:1942年12月6日,上海盟军战俘营由吴淞转移到江湾高境庙乡。据美方档案记载,江湾盟军战俘营坐落在北郊江湾镇,修建在一个比较干燥的高地上,距离上海一个小时的车程,具体坐标为北纬31度18分,东经121度28分。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美方记载的地理坐标并不精确,江湾盟军战俘营旧址应位于今宝山区殷高路15号,现为上海市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

海军战俘营原址位于虹口区江湾路,距离日本海军医院约800米,原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病舍。集中营大楼只有最底下两层被使用,普通水兵和中国人住在下层,军官们住在上层,其中指挥官一人一间房,其他军官四人一间房。主要关押英美海军战俘,这个战俘营条件相对较好,战俘们被迫签署不会逃跑的文件,有时看守会打战俘的耳光。今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一一医院,位于东江湾路15号。

华德路(提篮桥)监狱盟军战俘营旧址位于华德路147号,建于1934年,是一栋现代化的6层混凝土楼房。由于上海缺乏燃料,整栋大楼没有暖气,冬天的毯子根本不能御寒。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今长阳路147号。

大桥监狱盟军战俘营旧址位于崇明路6号,原是日本宪兵队本部。今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85号,为大桥大楼。大桥监狱关押对象为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美军的飞行员,以及从吴淞或江湾战俘营逃跑又被重新抓获的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员,其他囚犯主要有中国人、英国人等,很多是妇女。据《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美国人鲍威尔回忆,集中营内环境极其恶劣污秽不堪,牢房内极其拥挤,最严重的是没有盥洗设施,马桶只是放在一个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臭气熏天。每天早上,由一位强迫从事这项服务的中国人拎出牢外冲洗一下。女性被囚者不得不和男子共同使用这只马桶,令人难堪。蚊虫滋生,最害人的是体虱和老鼠。牢房内医疗设施简陋并无实效,大多数病人只能等死,战俘被殴打虐待时有发生,他们白天盘腿坐在自己的脚上不能休息,同时头必须低下,面朝东京方向,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而来回走动。如果有人敢反抗,就会遭到殴打。有一次,一位中国人偷吸烟被抓住,几乎被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后来又换上脚气病,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很快就死去。

日军在沪集中营埋藏的苦难记忆

集中营的对外通信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填写表格内容限制在25个英文单词。

四、中国战俘集中营

中国战俘集中营也称为徐汇战俘营,1938年,侵华日军在徐汇区兆丰西路和小木桥路东三家里一带建立了以囚禁中国抗日官兵为主的中国战俘集中营。其址位于小木桥路705弄及旁边的龙华中路。战俘集中营的原建筑已经不存,许多道路发生改变,考证难度相对较大。为获取准确信息,我们多次前往徐汇区档案馆、斜土街道办事处、徐汇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等处询查求证。在1944年-1945年,这里关押的中国战俘有200多人。四周有电网和铁丝网,大门口设有岗哨,戒备森严。徐汇战俘营关押人员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官兵,另有小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官兵。战俘营曾有逃离者,如若被逮到,将受到日军的严刑拷打,必死无疑。战俘营内的中国军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了日军非人般的奴役和虐杀。

日军在上海的20个集中营,是其在华集中营的组成部分,关押的不仅有中国战俘、盟军战俘,也有英美等“敌国”的大量侨民,还有昔日的盟友意大利人,以及教会人员。在沪集中营类型多样,也体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城市的特点;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在其繁华的背后承受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辛酸与屈辱。在日军的刺刀、高墙和铁丝网下,众多的不同国籍的难友们,留下了饥饿、苦难、屈辱的记忆。铭记历史是一种责任,上海的日军集中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暴行之一。(文/苏智良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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